学术圆桌 |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学术问题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世界在战争的灰烬中播下希望的种子；80年后的今天，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如何以史为鉴，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苏智良 上海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孟钟捷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中学校园内的龙门楼，曾是龙华集中营的F栋大楼（2023年摄）。新华社发（上海中学供图）

主持人：202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强调“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当前，国际社会对二战史的研究和认知呈现出怎样的样态和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意义？

孟钟捷：当下，国际学术界有关二战史的研究出现了以下变化：一是全球转向，不再仅仅聚焦于欧洲政治冲突及欧洲战场，而是把非西方国家纳入整体叙事框架里。由此，中国及东方战场的重要作用得到了重新评估，二战的起止时间也从原本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逻辑转为更为漫长的时间段。二是微观转向，不再仅仅讲述主要战场、战役、将领、会议的来龙去脉，而是越来越关注普通士兵、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三是记忆转向，不再仅仅研究二战过程，而是思考二战后各国有关战争记忆的建构过程，理解不同国家战争记忆之间的共性与冲突。

当然，从学术界到社会，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落差。上述谈到的几点转向，往往在普通民众的认知里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在欧美历史教科书上，传统描述继续占据主流。这就导致一般人依然不清楚非西方国家在二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最近几十年来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放大了各国二战记忆中的民族性，降低了二战后曾经形成的历史共识，例如一些中东欧国家出现了推翻苏联红军雕塑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我们今天说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实际上包含着几层期待：一是尊重基本史实。二战起源虽然复杂，但在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仆从国是一目了然的，反法西斯国家最后成为战胜国也是历史明证。在这些问题上，绝不能含糊其辞，乃至罔顾事实。二是尊重历史逻辑。对任何国家而言，战争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但这绝不能成为混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理由。“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确造成大量德国人死亡，但若德国不发动侵略，英美空军也不会发动空袭。同理，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这一问题上，历史逻辑依然要厘清因果关联。三是尊重战后秩序。当代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则，是由二战末期大国会议确定下来的，其中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机构。它们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失序做出的根本调整。尽管当前看来，部分制度的确需要调整，但整套秩序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苏智良：国际社会关于二战的研究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有些学者秉持正确的历史观，超越传统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叙事，将二战置于更广阔的全球框架中考察。他们研究战争如何影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并关注殖民帝国如何利用其殖民地的人力、物资资源进行战争，以及战争如何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有些研究聚焦于战时日常生活、占领区的民众生活、难民、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变迁、侵略军的性暴力等。

以二战两大策源地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的主流政界和学界将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和承担责任内化为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其研究重点在于剖析纳粹如何上台、屠杀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普通人的责任。而在日本，执政党主导的历史研究成为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混合的产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日本为什么要发动卢沟桥事变和偷袭珍珠港；而是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强调广岛、长崎的“受害者”身份，其目的是通过重构历史来解除侵略国的道义包袱。这表明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日益抬头，并促发与其他二战受害国之间的“记忆战争”。当然即使在日本，也有一批有良知的左翼和民间力量坚持反思侵略历史。被誉为“慰安妇研究第一人”的吉见义明教授30多年来，顶住各种压力，挖掘档案，揭露日本政府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松野诚也研究员长年收集侵华日军731部队有关档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等罪证，并多次捐赠给中国学界。

各国应该以史为鉴，不能让扭曲的历史观成为煽动民族主义对抗的工具。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是亚洲邻国增进理解、避免误解与冲突的前提，也是向全世界宣示对二战公认结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尊重和捍卫。

王健：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认知近年来呈现三大显著变化：一是从“欧洲中心”转向全球视野。传统叙事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为起点，聚焦诺曼底登陆、珍珠港事件等，长期忽视亚洲战场。随着全球史观兴起，学界开始反思这一偏狭视角，强调战争的全球联动性。二是日益重视中国对二战胜利的重大贡献。三是重新定义二战起点，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开端，美国学者安德鲁·N.布坎南在《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中明确提出，日本侵华标志着全球战争的爆发。

这一认知转变的背后，既有全球史研究范式发展的推动，也与中国自身抗战史研究的深化密切相关。我国在抗战史料的系统整理与开放、高质量学术成果的持续涌现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有力推动了国际学界对中国抗战史的深入研究与重新评估。例如，《南京大屠杀档案》经系统编纂后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显著提升了中国抗战史的国际影响力；各地档案馆大规模开放抗战时期军事、外交与社会档案，并推进数字化进程，为中外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同时，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社会动员等深入研究，也深化了国际学界对中国抗战持久性与组织力的理解。

然而，当前二战史观仍然面临一些严峻挑战。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个别国家美化侵略战争并篡改历史教科书，选择性遗忘战争责任，部分学术研究趋向去政治化，模糊侵略与反侵略的正义界限，更有某些势力将历史记忆工具化以服务地缘政治。在此背景下，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尤为紧迫。它不仅是还原历史、尊重事实的学术要求，更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战后和平秩序的时代使命。

主持人：1939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作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如何正确认识中国14年抗战的贡献？中国如何进一步做好自身抗战史研究，为推动二战史叙事更趋全面公正贡献力量？

苏智良：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抗战对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着墨甚少，大多数西方学者和作品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贡献。一项国际调查显示，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公众各自认为本国对二战胜利的贡献超过50%（俄罗斯更高达75%）。这种认知的偏差，使得中国在全球二战史叙述中的地位被边缘化，难以获得公允的评价。

于是，中国战场成了二战史上“最后一个被遗忘的故事”。在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占二战全球伤亡人数的约三分之一，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独立支撑4年多的抗战，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的结盟战略，使得日本无力配合德国作战，并迟滞了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有超过半数的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泥潭而无法脱身。这些史实如果被歪曲被遗忘，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公，也会混淆是非，助长某些势力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图谋。

中国的抗战研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尤其是公布各类档案文献、建立公开的抗战资料平台、出版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并推进区域合作。中日两国的历史合作研究，海峡两岸携手共写抗战史，中韩日三国历史书写和高中生夏令营活动等，在寻求共同二战历史观方面，进行了有成效的尝试。还要支持严谨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那些关注普通人经历和多元视角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军事史研究方面以及外宣方面加强推进。

孟钟捷：中国14年抗战，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这体现在：一、中国最早奋起反抗法西斯国家，而且曾独自抗争数年。二、中国是最早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1939年2月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中国就向法英两国提出了远东军事合作计划。这是最早有关组建反法西斯同盟的方案，为此后更大规模同盟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三、中国是抗衡法西斯国家最长的国家。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贯穿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四、中国经过了14年抗战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改变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以来欧美国家占据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正是这种变化的显著标识。

以往国际学术界之所以对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不太熟悉，一方面是其自身西方中心论倾向使然，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学术走出去严重不足相关。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做好史料的收集、整理、翻译、数据化等系列工作。可在已经建成的抗战文献数据库基础上，增加更多样态的材料，并进行多语种翻译，同步开放给国际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基于优质语料库，尽快推进二战史垂类大模型构建，注重价值对齐，掌握好话语权。其次，与国际知名学者定期召开二战史学术研讨会，加强对话，寻找共识，解决认识分歧。联合编撰学术论文集、共同编写历史文选，为多语种二战历史教育打好基础。此外，加强二战记忆的多层次研究，通过历史教科书、影视作品、雕塑、纪念日等比较，发现二战史叙事中的问题，进而寻找大众历史普及的合适方法。

王健：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为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全国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战有力策应了盟国战略全局。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使其无法“北进”苏联，保障了苏军集中兵力对德作战。同时，中国持久抗战迟滞日本“南进”东南亚，为美英赢得宝贵备战时间。中国提供成都、昆明等战略空军基地，支持盟军对日战略轰炸，将中国战场深度融入盟国的全球作战体系和太平洋战区战略布局，有效阻止了德日会师的图谋。

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与合作，支持朝鲜、越南等国抗日力量，倡导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成功解救英军7000余人；接纳约2.5万名犹太难民，展现了人道主义担当。参与《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的制定，坚定支持被压迫民族独立，并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作出重要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责任与战略作用。

中国应以系统性、国际化的视野深化抗战史研究。首先，强化学术话语创新，主导跨国合作研究，将中国战场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整体格局中，构建“东方主战场”的自主研究范式。其次，推进国内外抗战档案的开放、整合与数字化，建立多语种数据库，通过中日双方及第三方史料交叉验证，夯实证据链，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再次，创新国际传播策略，针对不同区域分层叙事。在欧美推动基于史实的学术对话，深化对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认知；在周边国家和“全球南方”强化共同抗击侵略、反对殖民的历史记忆。通过学术、史料与传播三位一体协同发力，提升中国抗战史的国际话语权。

主持人：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0年后的今天，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团结还是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以反法西斯战争精神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严峻挑战。我们应如何以史为鉴，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孟钟捷：我们只有认清不同挑战的本质，才能从历史维度去理解它，并找到迎战的最佳方法。客观而言，某些挑战来自雅尔塔体系本身存在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不公正性。战后世界秩序运行的核心是大国一致（所谓雅尔塔公式）。它的确吸取了凡尔赛体系下国际联盟片面追求每国一票的问题，更重视效率。但是它并没有尊重时代变化的现实格局，尤其是当“全球南方”不断崛起后，如何增加它们的话语权，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今天，国际秩序中的若干不合理性如不能顺应发展中国家已经成群崛起的现实而发生变革，那么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其次，反法西斯战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同我们当下不断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息息相关。世界已连成整体，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共存。维护基本史实、厘清历史逻辑、增强记忆共识等，都是保障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最后，不能没有底线思维。当下，欧美国家一批右翼民族主义者正以各种形式篡改二战历史，任意操纵民众的二战记忆，其野心昭然若揭。对此，我们必须既能及时批判，又要晓之以理；既能揭露问题，又可以提供解决方案；既能有短平快的对应，也能进行长期斗争。

苏智良：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公然的侵略或对公平正义的破坏，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干预，不能重蹈孤立主义或绥靖的覆辙。只有守护二战胜利后建立的基本原则，人类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将历史灾难化作人类制度进步的动力。真实、完整的历史记忆是反思的基石。我们需要捍卫历史真相、尊重各国共同的二战经历，坚决反对历史修正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否认、淡化或歪曲战争罪责（如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大国应当负起责任，不能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要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机制，使其更加公正包容；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法的权威。我们应倡导健康的爱国主义，反对极端仇恨言论，促进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间的理解与共情，培育和平与包容的文化。构建正确的战争记忆、推进和平教育，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挑战。

王健：首先，必须坚守历史正义，筑牢和平的认知根基。警惕军国主义历史观的回潮。加强历史记忆的传承与教育，将二战历史深度融入国民教育和公共文化体系，通过纪念馆、档案文献、口述史及数字化平台，让年轻一代真实感知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其次，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坚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坚决抵制任何企图否认或篡改战后领土安排、挑战国际正义成果的行为。再次，弘扬反法西斯战争所体现的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伟大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共同威胁时，唯有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搁置利益矛盾，才能实现集体自救与文明存续。应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开创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未来。